牢记历史

94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各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纷纷提出划一度量衡要求。工商部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拟定了新的度量衡标准，提请国民政府同意，于1929年颁布了《度量衡法》，又制定了实施细则和具体的推行计划1930年10月，工商部设全国度量衡局。此后，度量衡局在全国范围内全力推进度量衡的划一。截止到1936年，海关、铁路、税务邮政、盐务、工业检验、市政等各公务机关及公共事业单位均采用公制和市制民用度量衡划一也取得较大成效。全国除新疆和西藏外，上海、汉口、青岛、南京、北京和浙苏、鲁、冀、绥十省市的市县、城镇，普遍使用市制，基本完成了度量衡划一；豫、赣、鄂、湘、闽、桂、皖七省的省会和各县城关及大集镇，改用市制；川、滇、黔、甘、青等只是在省会和少数县的城关推行市制。粤、晋和辽、吉、黑三省都因战事而中止。然而，正当中国的度量衡划一事业稳步推进之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全国进入了战争状态。在战争年代，还要不要推行新制，如何推行新制，成了十分严峻的问题。

宣传抗战时期统一度量衡的重要性

国难当头，还能不能顾及度量衡划一?不少人认为，划一度量衡是和平年代的工作，等抗战胜利，天下太平了再做也不晚。1938年初，时任全国度量衡局局长的郑礼明撰写了《抗战时期划一度量衡之重要性》的文章，论述了度量衡划一与军需征集、统制管理促进生产以及与安定物价等的关系，向社会、向国人宣传了抗战时期划一度量衡的重要意义，为当时的度量衡工作确定了基调，使之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1939年，又发表《欲求行政效率之提高，必先完成度量衡之划一》，文章说，敌人倾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以凌我，我若不举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以相对抗，结果必召败亡。开发人力、物力、财力，无一不与度量衡划一有其密切关系。他要求军政人员，在军事和政务具体工作中，重视和支持度量衡划一工作，各地方政府对省县检定机构，健全其组织只、保证其经费；要求度政和度量衡检定人员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工作；同时更应自动贡献所能分担其他力所能及的一切抗战工作；希望海内外贤哲先进之士，登高提倡，促使全国上下重视，同心努力，着力推进度量衡划一，抗战的行政效率也能迅速提高。

抗战时期如何推进度量衡划一的工作

正是基于上述意义的考虑，全国度量衡局在抗战期间，采用特别方法，努力推进度量衡划一。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其一，对不同地区开展度政，分别提出要求:华北、江浙皖豫以及鲁、冀等战争区域，军队云集，为防止军民的利益冲突，各检定机构，照常努力工作，直到该区沦陷不能行使职权时为止。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桂林等省市，均处战区边缘或军事策动地带，所有军需物品的生产运输，大多依赖这些地区，所以，在这些区域内，凡有关军事的一切生产活动都被统制管理，这就迫切需要继续推进度量衡划一。西南、西北等内地各省，自从全国度量衡局迁移到西南、西北的中心城市重庆，大大方便了内地各省选送训练人员和申领器具，而且，随着战地工厂的迁移内地以及战地难民的源源西进，往日人烟稀少的地方，顿时成为人口稠密的工业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度量衡局决心抓住时机，注重简单化与标准化，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力争在三年时间里基本完成内地的度量衡划一。

其二，健全度政组织设施。抗战以来，到1939年，政府行政控制的省份只有四川、云南、广西甘肃、宁夏、陕西、青海、西康、湖南、湖北、福建、安徽、江西等省其后，由于时局的不断变化，各地的度政机构多有撤迁。再有交通阻隔，邮电不通，所以，全国度量衡局(以下简称“该局”)实施组织领导是非常困难的。只是1942年10月曾在北碚召开过一次历时三天的各省市度政机关和中央各有关机关代表会议，其余多是局派人出去联系办理的。如经迭次与有关省府往复咨商，1940年甘肃、湖南两省新建省检定所，宁夏、江西恢复省检定所。福建、陕西、浙江、广西等省原有检定所，因抗战编制、经费等原因，将检定所并入建设厅，各县检定员，考为县政府科员、办事员。1939年该局拟定《度政人员登记规则》，对于因抗战而星散的全国度政人员办理资救济失业登记，经经济部批准并通令各省市检定所遵照办理。使内地一些偏僻城镇配备了外省来的高学历的度政人才。又修订《检定人员任用规程》，呈经济部核定以提高度政人员待遇。

其三，大力开展检定工作。检定新器为度政划一的主要工作，1940年，该局拟具《检定处理暂行程序》，通令各省市检定所尽先受理机关团体之委托检定。一些科研、教育、军事、工程等机关所使用的各种计量仪器，由于长途迁移或长期应用，已经不太精准，不是影响科研质量，就是埋下了工程隐患，甚至妨碍了军事行动。必须尽快检定，以有利于划一公用度量衡器。该局亦将库存地方标本器、标准器加以复检，保证精确度。该局历年派出几批次检定人员，协助重庆市和四川省各县检定计量器具，并研究解决使用中的问题。如重庆市社会局提出计量大米的量器出入公差过大。局提出了改进补救办法。又咨询对油、酒的计量可否用重量制代替容量制，经该局研究，由于渝市用容量制已有相当历史，不便变更，采取油酒类用量器和用衡器零售价目折算的办法。抗战后期，汽油输入不易，酒精的生产和使用量扩大，测量酒精浓度的酒精计广为使用，检定工作量日增，其浓度单位量亟需划一。1944年期该局呈准经济部在该局检定室增设酒精浓度检定站，以应急需。

其四，大批量生产新器。该局度量衡制造所从南京迁移到重庆，所有机件完好无损，经战过扩充设备，增招工人，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但仍不能满足制造精细度量衡器具和制造精密计量仪器的要求。1939年，正常制造各省必需的标准器、标本器和检定用器。又接受委托制造流速仪、声波测深仪及各种直尺与平行线尺、2吨台秤。工厂在渝常有敌机空袭而停工，特呈准经济部在北碚另建厂房，于八月总厂迁碚，另于渝市设分厂，安装台秤。1942年，应粮食部急需，增产台秤30多台，量器280件。各省检定所也附设制造工厂。1939年该局与西康省政府商同，由该局和省建设厅合资办西康度量衡制造厂，以供需求，当年开工。江西省检定所附设的制造厂194年生产度量衡度器1700件，保证供需。

其五，培训检定人员，推进度量衡划一任务。1941年开始自培初级检定人员，当年，川、湘、桂、赣、闽、皖等省训练检定员合格175名。1942年，川、湘、桂、康、皖、赣等省自培338人，1943年，滇、湘、闽、粤等省自培157人。1944年，粤鄂、桂等省自培70人。除了各省自培外，该局经考试院委托办理特种考试度量衡检定人员考试，凡经考试录取人员，均需送检定人员养成所训练后分派到各省任职。从1942到1944年，共办8期，培养200多人。为度量衡划一准备了技术骨干。虽然在抗战的环境下，该局对度量衡划一的督导工作从未放松。1942年到1944年，该局派出检定员上百人次，前往北碚所属乡镇，分赴川省各地，协助检查粮库用器、县的标准量器，视察粮政征购情况。局长赴川陕甘三省和云南视察度政，洽商增设检定机构。云南省与越南、缅甸接壤，便利与之通商，特准其径用度量衡标准制(公制)，而盐务机关称盐和银行收买黄金沿用市制，产生了矛盾。由该局拟具标准制折合办法，呈经济部转咨有关各机关查照办理，使标准制顺利推行。1939、1940年起，内地各省，加紧培训初级检定人员，配合政府“田赋征实及随粮征购”新政，各县以乡镇为单位，发动基层行政干部，推行新器，停制、收缴旧器，使划一工作进展迅速。

其六，其他工作。(1)坚持出版《工业标准与度量衡》《度量衡同志》等刊物，当时在邮路不通，交通阻隔，纸张昂贵，印刷厂关门的情况下，出版刊物其困难是无法想像的。刊物中有大量外省外地年度的工作报告，统计数字并汇总起来，是很不容易的。铅印不成，只好手写油印。印出来后发出去也难，因为和外界失去联系了。(2)办理工业标准事项。1940年全国度量衡局组织条例(修改)明确，度量衡局兼办工业标准事宜，推行工业标准。在当时困难条件下，成立了医药器材、化工、机械、电工标准起草委员会，编拟工业标准草案，翻译各国标准资料，为兵工学校、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川康路运输局、内政部营造司、资蜀钢铁厂等单位提供所需标准资料。编印《工业标准通讯》和各种“工业标准”共216号。(3)1942年，召开大小数分节命名讨论会。各机关团体专家三十多人参加。一致赞同采用三位分节法；大数命名为:兆兆、百千兆、十千兆、千兆、百兆(亿、万万)、十兆、兆百千、十千、千、百、十、个；小数不命名，只读小数点以下数目字。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经济活动遭到极大的破坏，也严重地打乱了我国度量衡划一的进展步伐。中国人民奋起抗击，同时在废墟上建设崛起。

上一辈计量人艰苦卓绝、坚忍不拔，抗战的严峻条件下苦心戮力为我国度量衡划一，为近代计量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